[77]其中，规制不足的问题尤受关注。
五、几个前提性问题 在对如何完善中央事权—省级统管的司法体制提出建议之前，有几个前提性问题须先予阐明。在立法、行政事务中，国家将公共事权划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由中央掌握具有全国性的重要事务的管理权，而地方掌握具有较强地域性、实施性的事务的管理权。
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改变地方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但从这些事权实现方式来看，地方法院的地方属性比宪法、法院组织法对事权属性的一纸规定更加有力。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纵向分配方面，中国一向将地方的法院称为地方国家机关或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从来没有在法律上认可地方拥有排他性的司法权，即使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也是如此。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设置。模式四：司法权全部属于联邦(中央）事权。二、影响司法事权属性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或者哪一部分属于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取决于国家结构、宪法制度、国家幅员、历史传统、行权方式等多种因素。
可见，院长在法院里的角色并不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即首席大法官），而且是这个机构的行政首长和机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履行重要的管理和监督职责。④1954年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更为著名的还有布朗案，洋娃娃心理学实验等实证研究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重构平等观的基础。
[59]Kenneth L. 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75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0, p.84. [60]同上注。为此，凯尔森从阶层构造论的观点出发，主张司法与立法本质上的同一性，亦即无论立法或司法，都同时具有规范创制（Normerzeugung）与规范适用（Normanwendung）的要素。此种安排部分是由于制宪环境的限制。没有他者的对照，就无法完全认知自我。
[20][比利时]卢卡·温特根斯：《作为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的立法法理学》，载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在凯尔森所构想的用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审查立法的模式下，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就必然是融合了法和政治的过程。
因此，这一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立法过程。法学所需要面对的事实，一方面是在司法层面的个别的事实（Einzeltatsachen），英文为裁决事实（adjudicative facts），此种事实关系到特定的人、事、物。立法权也不是至上主权的化身，而是由制宪权创设的宪定权。其次是授权立法的条文，即宪法明文规定该事项细则由法律确定。
而且，法教义学控制恣意的功能，对于立法者而言，就具有更多宪法加持的规范权威性，而非仅仅来自法律共同体的安定性共识。[22]参见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同时，这也是科学性的要求，要求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应当是有用的、有效的，应当是高效的，而不是低效甚至无用的。宪法法院去审查法律违宪与否，就是在参与立法，尽管是在与法律创设相对应的反向作用上，作为消极立法者。
在法教义学的视域中，立法被认为本质上是政治过程。国家目标不是单纯的价值或政策宣示，而是具备最高位阶的宪法义务规范，具有动态和持续形塑国家的功能。
这种拘束力，来自依宪立法的原则，来自宪法对于立法的优越性。在种族隔离、同性婚姻等一系列重大社会议题中，规范论证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当下社会事实的论据。
即使效力最弱的宪法委托，也仍然是具有拘束力的。从阶层构造论出发，可以将立法视为实施宪法的活动，它既是对宪法规范的适用，又是对一般法律规范的创设。[45]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发》，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立法必须经常寻求社会科学研究的帮助，给出创设规范的具体方案。法院进而指出，立法者所提出的立法理由，不过是为了掩饰其限制契约自由的真实目的。既然司法判决和政治性的立法决策在性质上有共通之处，那么施予司法的要求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立法。
[30][奥]汉斯·凯尔森著、[德]马蒂亚斯·耶施泰特编：《纯粹法学说》（第2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94页。而且，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教义学对于立法者只有参考借鉴的意义，或者说即使有也非常微弱的约束力，宪法教义学对于立法者而言，则是具有制度性拘束力的。
然而，现代成文宪法的出现，以及与之伴随的宪法教义学的发达，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法教义学与立法的关系。在布朗案中，以黑人律师马歇尔为首的律师团提交了《种族隔离的效果与取消隔离的后果：一份社会科学报告》，这份报告由32名社会科学家署名，其共同结论是，强制的种族隔离教育带有黑人较为劣等的社会烙印，对黑人孩童造成自卑、自我愤恨的心理伤害，因而影响其学习的成效。
[42]同上注，第18—20页。[7][墨]伊默尔·B.弗罗雷斯：《立宪主义与法制主义：立法法理学的探索》，载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0页。
但是，说法教义学主要是指向司法或者法适用的，并非意味着法教义学对于立法或者法制定完全漠不关心或者无所作为。哈特在其名著《法律的概念》中区分了法学的内在观点、外在观点和极端外在观点，简单区分如下：内在观点：了解法规范之意义，并接受法规范之拘束，外在观点：了解法规范之意义，但仅在此等了解下对其相关现象做观察说明，极端外在观点：未确定法规范是否存在，仅观察到某种规律性的行为。在此视角下，法律创设与法律适用只具有程度的差别。） [16]雷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
[14]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2. Aufl., 1991, S.195. [15]当然，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着变化。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是一般性法理论，但却根源于现代宪法这一法律史上的新的特殊性现象。
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后台操作，其作用被限定为政治决策。立法者不再是主权者，而是要受宪法约束的宪定机关。
[18][英]韦农·波格丹诺：《新英国宪法》，李松峰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宪法委托的效力按照情形不同，又可由强到弱分为三类。
立法过程需要协调各种利益以表达民意，同时实现立法者的政策目标，最终取向良善治理的达成，因此，民主性和正确性是立法的价值基础。[40]Vgl. Karl-Peter Sommermann, Staatsziele und Staatszielbestimmungen, 1. Aufl., 1997, S.333-335. [4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从消极的层面讲，立法者作为宪法规范的遵守者，其对宪法规范承担的最低层次的义务是消极的不违反。[52]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五、结语 毫无疑问，法教义学不应该是封闭的。[39]参见[德]Christian Starck: 《宪法规范与政治实务中的联邦宪法法院》，杨子慧译，载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11页。
这决定了，在立法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往往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前述法教义学对于立法的作用，相对而言仍然是辅助性的。[66][美]约翰·莫纳什、劳伦斯·沃克：《法律中的社会科学》（第6版），何美欢、樊志斌、黄博译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不难从世界各国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的案例中，找到运用社会科学的例证。作为宪法法院模式的提出者，凯尔森不仅是作为法学家和法律的编撰者与宪法审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也在理论上为其筑固了根基，这个理论根基就是消解了法制定与法适用二分的纯粹法理论。
